文章摘录如下：

　　年近百岁的季羡林先生辞世，在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学界泰斗”、“国宝”等耀眼的光环映衬下，各界的追思活动异常隆重，证明季先生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具有高山仰止的地位。

　　中国有“死者为大”的传统，在盖棺定论时饱受溢美也不稀奇，即使把古文字学家、历史学家、东方学家、思想家、翻译家、佛学家、作家等等称谓都加在季先生头上，人们也不会提出异议。只是如“思想家”那样的头衔过于离谱，不但没有产生庄严感，反而徒增滑稽色彩。就像迈克尔•杰克逊死后，人们冠之以“世界天王”名号，这种吹捧似乎不是在怀念逝者，更像一种嘲笑。

　　记得书法家启功先生离世后，很多人曾怅然于中国进入了“无大师时代”，他们例数中国的戏剧、教育、曲艺、美术、文学、书法等人文学科，对中国文化的创新能力表达了强烈质疑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中国的“文化大师”却如雨后春笋，余秋雨、于丹等“大师”做派不足一论，单说近年走红的导演、作家、书画家、经济学者一概皆作“大师”状，以致“大师”称谓几乎成了负面流行语，与“专家”、“博导”一样饱受舆论诟病。

　　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也不全是当事人的错，更主要的是有些人需要以“大师门徒”包装自己，利用大师的旗帜为商业利益服务。特别是近年来，中国社会似乎患上了“大师饥渴症”，加上有些人亟须炮制文化权威，借以彰显自己的成就，由此导致了“假大师”泛滥成灾。

　　不幸的是，与世无争的季先生在有生之年沦为了这种世俗的牺牲品，他在《生命沉思录》中写道：“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。现在，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，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，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，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。”这难说不是他对残酷现实的莫大失望。